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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45章 陕商（第3页）

山陕会馆，独自建在靠近运河的大东门东关老街。

而徽州及湖南、江西、岭南等商帮会馆，扎堆于新兴市场小东门一带，反映出商帮势力兴起先后的历史轨迹。

常住扬州的陕西商人不仅经营淮盐，还将业务扩展到典当、布匹、皮货、烟酒等行业。

但既占地利、又得人和的徽商异军突起，咄咄逼人，且因其“左儒右贾”的传统。

他们文化水平普遍较高，动辄喜欢发起诉讼，与山陕商人屡屡发生商业冲突。

明朝末年扬州有名的商籍之争，实际上正是山陕商人与徽商之间，在商场积怨的一次大爆发。

在盐商云集的淮安、扬州二府，山陕商人因是外省入户定居而获朝廷特批拥有“商籍”。

其子弟可入读淮扬二府的学校，每年还有7个不用回原籍参加科举考试的名额。

而徽商的家乡徽州与淮扬同属南直隶省，按规定，其子弟不得在当地上学。

明崇祯五年，经徽商联名上书，巡查两淮盐政的官员上书，请求凡盐商子弟均可就地入学，获得皇帝批准。

但这无形中损害了原有学籍的山陕商人的利益，引起大家鼓噪。

恰好时任扬州知府又是山西人，支持同乡的抗议，此政策遂缓行。

到了崇祯十六年（1643年），徽商旧事重提，“西人复大喧哗，争讼不已”，终于又不了了之。

直到建奴麻子年间，经徽商多方运作，建奴才特许在扬州商籍下增加7个名额，让徽商子弟就地参加科举考试。

“商籍之争”，历经明清两朝，前后达数十年之久，西商先胜后败，徽商终偿所愿。

其实也折射出在此期间，陕、晋、徽三大商帮在扬州实力对比的盛衰变化。

崇祯十七年3月，李自成率大顺军攻入北京，逼得安徽凤阳人崇祯皇帝朱由检上吊自杀。

但镇守辽东的明将吴三桂旋即引清兵入山海关，击败大顺军。

这次改朝换代的战争，给扬州带来了灭顶之灾。

第二年5月，多尔衮率军南下围扬州城，明将史可法坚守城池达半月之久，杀伤清军甚众。

城破后，史可法被俘就义，多尔衮为报复大开杀戒，造成“扬州十日”惨剧，民众死80万。

扬州城中西商、徽商及各地商人亦难幸免，有明一代两淮盐业兴盛带来的商业繁华，毁于一旦。

入清以后，建奴亦思恢复经济民生，以稳固统治，而盐税数额巨大，两淮盐业的复兴自然是重中之重。

为躲避战火退走的盐商陆续再聚扬州，扬州盐业达到又一高峰。

极盛之时，每年经扬州运销的盐达160多万引，仅盐课一项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

当时食盐从海滨盐场经扬州转运到各省市场，价格可涨10倍以上。

据估算，乾隆三十七年，扬州盐商每年赚银1500万两以上，缴纳盐课600万两以上，占全国盐税六成左右。

这一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为全世界的32，而扬州盐商提供的盐税就占了全世界经济总量的8。

不过，此时的扬州盐业，已是徽商的天下。

曾经紧密合作的陕西商人与山西商人之间貌合神离，陕商在扬州迅速衰落，只剩下大约十几家盐商，不能称帮，难成气候。

从陕商自身情况看，迁居扬州成为专业盐商后，他们虽凭长期积累的财力一度压制后起的徽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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